| 序號 |
時期 |
人名 |
生卒年 |
祖籍 |
來臺時間 |
貢獻簡介 |
標本典藏 |
| 1 |
清治時期 |
Robert Swinhoe (斯文豪、珣和、史溫侯) |
1836-1877 |
英國 |
1856、1858、1861-1866 |
英國駐臺領事、博物學家。1836年出生於印度加爾各答，16歲時繪到英國求學，18歲應考成為英國外交部駐外人員，並被派往中國廈門領事館擔任翻譯員，升任副領事後又派駐臺灣。藉著職務之便，充分考察中國東部與臺灣的自然生態，鳥類、哺乳類、昆蟲、植物等都是採集與觀察的對象，尤其對鳥類的發現貢獻最多。魚類方面，Swinhoe採集到28種魚類，其中五種是臺灣特有種，包括臺灣石[魚賓]Acrossocheilus paradoxus、短吻小鰾鮈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革條田中鰟鮍Paratanakia himantegus himantegus、大眼華鯿Sinibrama macrops、粗首馬口鱲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1][3]他在臺灣採集地點依序為新竹香山(1856)、臺南(1858)、淡水(1861-1866)、雞龍、宜蘭、打狗、澎湖、恆春、玉山。[2]
|
大英自然史博物館。 |
| 2 |
清治時期 |
George Leslie Mackay (馬偕、偕叡理、偕牧師) |
1844-1901 |
加拿大 |
1871-1901 |
加拿大醫師，也是傳教士，於1871年來臺，從高雄上岸，1872年定居於淡水近30年，主要在北台灣傳教。除了透過醫療行為，也透過對台灣人文與自然的研究進行佈道工作，採集到的生物標本，一部分留在台灣作為講授博物學的教材，一部分寄回加拿大。在其著作《From Far Formosa》第八章 Animal Life 中紀錄對台灣哺乳類、鳥類、爬蟲類、魚類、昆蟲、軟體動物等的觀察，但因未與當時歐洲分類學研究重心接軌，馬偕在動物學方面的研究較不為人所知。魚類方面，記錄過18種魚類。[3]
|
理學堂大書院、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醫學博物館 |
| 3 |
清治時期 |
P.A. Holst (赫爾斯特) |
不詳-1895 |
瑞典或挪威 |
1893-1895 |
大英博物館鳥類學家Henry Seebohm委託的專業採集人。1893-1895來臺兩年多，有一頭大型愛犬隨行，採集各類生物，以中南部為主，包括埔里、阿里山、玉山附近、屏東、六龜、甲仙、木柵。據說是因肺病死亡並葬於臺南，但現已不見其墓碑。採集的生物標本寄回大英博物館後，由多位學者各自發表不同類群生物。魚類方面，採集到臺灣間爬岩鰍Hemimyzon formosanus、三種鰕虎Gobius sp.、一種鯉科魚類。[3]
|
大英自然史博物館。 |
| 4 |
日治時期 |
多田綱輔 Tsunasuke Tada |
不詳 |
日本 |
1896.08-1897.12 |
日治時期第二年，應臺灣總督府的需求，東京帝大派出動物、植物、地質、及人類學門的專家來臺田野調查，多田剛輔是其中 一位，他也是首位有系統的研究及採集臺灣各種動物的日籍學者。來臺兩年間足跡遍及臺北、基隆、宜蘭、澎湖、蘭嶼、花蓮、臺東、高雄等地。魚類共採集一百多種，多交由當時的美國魚類權威David S. Jordan (1884-1891)及Barton W. Evermann (1853-1932)發表。[4]
|
東京水產講習所、美國自然史博物館、史丹佛大學博物館(現移轉至加州科學院) |
| 5 |
日治時期 |
Hans Sauter (梭德) |
1871-1943 |
德國 |
1902、1905-1942 |
德國動物學者，來臺大量採集各類生物寄贈或賣給歐美學者進行研究，尤其對昆蟲貢獻最大。採集地點主要在埔里、甲仙、阿玉山等。[5]魚類方面，英國的C. T. Regan (1978-1943)將Sauter採集的標本先後發表了10個新種；而美國David S. Jordan及R. E. Richardson於1909年發表由梭德氏所採集的台灣物種約100種，包含9個新種；在法國則有J. Pellegrin (1908)發表一新種。[6][7] Sauter在臺期間任職於台南的英國茶商德記洋行(Tait & Co.)，後因二次世界大戰英德對立的關係失去工作，日本政府也因其特殊身分加以監視致使他中斷標本採集，之後便遷居臺北大稻埕，以教授鋼琴與德語維生直至1943年病逝臺灣。[8]
|
美國史丹福大學、卡內基博物館、英國大英博物館、法國自然史博物館等 |
| 6 |
日治時期 |
菊池米太郎 Yoneraro Kikuchi |
1869-1921 |
日本 |
1906-1921 |
日本東京大學動物學教室飯島魁教授的標本採集員，也是旅日英國動物標本商Alan Owston的採集手、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雇用的採集員。在臺期間大量採集哺乳類、鳥類、爬蟲類、魚類、植物等，曾經到過新高山(玉山)、火燒島(綠島)、阿里山、紅頭嶼(蘭嶼)、澎湖等地採集，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珍貴的生物標本典藏全是仰賴他的採集與標本製作而有豐厚的基礎，又以帝雉的採集讓他聲名大噪。臺灣特有種魚類菊池氏細鯽是以他的姓氏命名。1921年病逝於臺灣。[9]
|
|
| 7 |
日治時期 |
大島正滿 Masamitsu Oshima |
1884-1965 |
日本 |
1907-1917、1918-1924、1935 |
東京帝國大學動物學系畢業後，以研究員身分來到臺灣調查白蟻與防治。1917年到美國史丹福大學攻讀學位，師從魚類權威David S. Jordan教授(1851-1931年)。同年其助理青木糾雄在臺灣發現一種冷水鱒魚並告知大島正滿，1918年大島回到臺灣親自檢視標本，隨後於1919年與Jordan共同發表震驚世界的新發現，也就是冰河孑遺 - 台灣鱒。1920年他以台灣淡水魚研究取得學位，之後仍持續發表臺灣淡水魚新種共達43種，並有系統的整理臺灣魚類，例如蝦魚科、鯛科、比目魚科等。1935年大島再度造訪臺灣土地，並親自到大甲溪上游查看台灣鱒，隔年向台灣總督府建議將其訂為天然紀念物永久保護，並另命名為次高鱒。[6][10][11]
|
|
| 8 |
日治時期 |
Arnold Moltrecht |
1873-1949? |
俄國 |
1908 |
俄籍博物學家，來臺採集鳥類、昆蟲等時順道在日月潭採集一批淡水魚，並將標本寄給大英博物館魚類專家Charles Tate Regan鑑定發表，其中包含4種新種，亦是特有種：臺灣鬚鱲(臺灣馬口魚)、臺灣鮰、短臀瘋鱨(臺灣鮠)、臺灣副細鯽(臺灣白魚)，尖頭銀魚也在其中。很可惜的是，隨著日月潭水庫的開發，臺灣副細鯽(臺灣白魚)與尖頭銀魚蹤影不再。尖頭銀魚已滅絕，而臺灣副細鯽直到1986年清華大學曾晴賢教授調查全台淡水魚類時，才再度在大肚溪及濁水溪發現牠，然南投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的持續調查顯示臺灣副細鯽族群量不斷縮減，可說是土地開發、棲地破壞以致瀕危最好的見證，急待復育。[12][13][14]
|
大英自然史博物館。 |
| 9 |
日治時期 |
下啟助 Keisuke Shimo |
不詳 |
日本 |
不詳 |
來臺期間擔任基隆水產試驗所技師，主要在調查研究臺灣近海魚類與淡水魚類資源，在《臺灣水產雜誌》上發表多篇鮫、旗魚、鮪魚、鯖魚與淡水魚的研究。[18] |
|
| 10 |
日治時期 |
妹尾秀實Hidemi Seno |
不詳 |
日本 |
不詳 |
技師。1909年奉臺灣總督府之命調查全臺水產狀況，以便發展臺灣漁業。1910年與下啟助合撰《臺灣水產業視察復命書》。
|
|
| 11 |
日治時期 |
青木糾雄 Takeo Aoki |
不詳 |
日本 |
1915-1943? |
日本農商務省立水產講習所（ 今東京水產大學）養殖科畢業，來臺時任臺灣總督府技手，也是大島正滿的助手，協助調查全臺淡水魚種，採集許多食用性魚類標本達225種，櫻花鉤吻鮭也是他在1917年在宜蘭出差採集魚類時聽聞梨山社原住民時常在大甲溪上游捉到類似日本國內所產之鱒魚，深感興趣，便託日本警員津崎友松採集標本後將標本交由大島正滿鑑定，大島正滿於1919年與當時的美國魚類權威Davod S. Jordan教授共同發表。[6][15]另外1922-1945年間臺灣總督府先後設立共七所水產學校，開啟臺灣基層水產人才之培養，青木糾雄也是授課教師之一。在臺期間他總共擔任過漁業監督吏員、養試場長、水試場臺南支場長、安平水專校教務囑託、水產所教務囑託，發表過許多水產調查報告。[37]
|
|
| 12 |
日治時期 |
堀川安市 Horikawa Yasuichi |
1884-1981 |
日本 |
1917-1947 |
1917年來到臺灣，陸續任教於多所學校，包括台北市總督府國語學校(今台北市立大學)、臺北師範學校、臺灣第二師範學校、臺灣青年師範學校，也曾任職於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期間蒐集許多生物標本，臺日學者統稱為「崛川標本」。他典藏的標本以哺乳類、鳥類、兩棲爬蟲類、貝類、植物等為多，魚類方面似乎較少涉獵，但蒐藏有一件道士用來當「鯊魚劍」的鋸鰩標本，尺寸遠大於今日所見。[16][17]
|
台北市立大學 |
| 13 |
日治時期 |
中村廣司 Hiroshi Nakamura |
不詳 |
日本 |
1936-1939 |
來臺期間擔任基隆水產試驗所技師，主要在調查研究臺灣近海魚類與淡水魚類資源，在《臺灣水產雜誌》上發表多篇鮫、旗魚、鮪魚、鯖魚與淡水魚的研究。[18]
|
|
| 14 |
日治時期 |
岡田彌一郎 Yaichiro Okada |
1892-1976 |
日本 |
不詳 |
動物學家，主要貢獻在魚類、爬蟲類、兩棲類的分類研究。[36]因缺乏資料，無法得知其在臺灣進行魚類調查的情形，但與松原喜代松合著的《日本産魚類檢索》(1938年)一書中收錄臺灣產魚類283種。另一著作 《日本脊椎動物目錄》(1938年)中亦收錄臺灣產魚類430種。[35]
|
|
| 15 |
日治時期 |
松原喜代松 Kiyomatsu Matsubara |
1907-1968 |
日本 |
不詳 |
魚類學家、爬蟲學家，是日本魚類系統分類學的奠基者，魚類方面尤專魚獅子魚(Scorpaeniformes)的研究。[34]因缺乏資料，無法得知其在臺進行魚類調查的情形，但與岡田彌一郎合著的《日本産魚類檢索》一書中收錄臺灣產魚類283種。[35]
|
|
| 16 |
戰後時期 |
陳兼善 |
1898-1988 |
浙江諸暨 |
1945-1972 |
博物學家、教育家，亦是中國魚類學的奠基人之一。1912年考入浙江第一師範大學，奠下專業著述的能力。1917年保送進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博物部就讀，造就他日後成為動物學家。1925年任廣東大學(1926年改名中山大學)動物學教師，開始教育、研究生涯。1927年授命赴西沙群島調查生物相，引發他對魚類研究的興趣。1931年因深感所學不足，前往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魚類研究所深造，1934年則前往大英博物館深造半年，返國後輾轉應聘成為黔江中學校長，魚類學研究也因而擱置五年。對日抗戰勝利後，奉命接收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改制為臺灣省博物館，成為首任館長，同時也在臺灣大學任教，是來臺第一代動物學家之一。1956年因故遭革職省博館館長後，到東海大學任生物系主任，設置了魚類標本館，蒐集標本有六千多尾，一千四百多種，2004年此批標本轉至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典藏。一生留下不少重要著作，魚類方面著有《台灣魚類誌》（1954），繼擴大其內容而成《台灣脊椎動物誌》，後又完成《普通動物學》（1962），此二書皆成為各大專院校相關科系的教科書，深具啟蒙作用。1972年赴美定居，1979回到中國任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名譽研究教授，1982-1988任上海自然博物館一級研究員，對兩岸的魚類與動物學研究都有很大的貢獻。[19][20][21]軟骨魚類（Chondrichthyes）、鰻魚（Apodes）、比目魚類等都是他的研究主題。[25]
|
|
| 17 |
戰後時期 |
鄧火土 |
1911-1978 |
彰化縣田尾鄉 |
- |
臺北師範學校畢業後前往日本繼續進修，取得日本廣島文理科大學生物學學位。1962年獲頒日本京都大學農學博士學位，成為臺灣光復後水產學界第一位博士。曾陸續在多所日本與臺灣的中學及大學任教。1950年-1977年以動物學專家身分奉命任職第七任水產試驗所所長，任內對臺灣水產養殖的貢獻鉅大且深遠，不但規模日益擴大，由原本的臺南、高雄兩個分所新增至七個分所，也新增漁撈、養殖、加工、生物等單位，逐步增編研究設備與試驗船，率領同仁開發養殖魚種與輔導外銷通路、探尋調查新漁場、蒐集水產相關圖書與製作魚類標本，數量之豐對學術研究貢獻很大。1976年底海功號前往南極探勘南極蝦漁場更是為人津津樂道的大成就。鰻魚、鰻苗、吳郭魚、草蝦、草魚、鰱魚的養殖都是其任內的重要推廣項目，堪稱水產界的泰斗。十分注重人才培育，為臺灣漁業奠下厚實的基礎。[22][23][24]軟骨魚類（Chondrichthyes）是主要的研究對象。[25]
|
水產試驗所 |
| 18 |
戰後時期 |
梁潤生 |
1914-2002 |
廣東廣州 |
1946-2002 |
動物學家。畢業於廣東省立勷勤大學博物地理系生物組（今華南師範大學前身），在福建、廣東多所大專院校教書，戰後隨國民政府來到臺灣，臺灣省博物館首任館長陳兼善聘他擔任研究員。也曾在臺灣省水產試驗所擔任技正、多所大專院校擔任兼任教授，1961年起到臺灣大學動物系任職專任教授，並曾擔任1954年籌組之「經濟部・國立臺灣大合辦漁業生物試驗所」所長。1964年時出版《台灣重要食用魚類圖鑑》一書。與陳兼善、鄧火土等人培植出許多從事魚類學研究的後輩，梁潤生以瞻星魚科研究為主。[25]1948年發表澎湖新記錄種44種。[27]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 19 |
戰後時期 |
沈世傑 |
1928- |
山東掖縣 |
1948- |
曾考上瀋陽醫學院，但為了躲避戰火，1948年隻身輾轉來到臺灣，之後考入臺大動物學系，原本想藉由轉系回到醫學系，但受到系主任徐錫藩教授的勸留，跟著徐教授研究寄生蟲。後來徐教授移民美國，而當時的臺大正好新成立漁業生物試驗所，動物系下也新設漁業生物組，同步為臺灣漁業資源利用與開發培育人才，解決過漁問題。甫退役的沈世傑在天時地利下進入漁業生物試驗所，跟隨分類專家劉發暄所長從鰛魚(沙丁魚)及「魩仔魚」分類著手，實際跑遍全臺各漁港海灣，跟著漁民捕魚。1956年前往日本東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後來回到臺大任教，一晃眼數十多個年頭過去，除了不斷發掘新屬、新種、新記錄種，大量累積臺大動物系的魚類標本，也培育出許多優秀的魚類分類學者，如莫顯蕎、邵廣昭、方力行、曾晴賢等人，被譽為臺灣魚類分類研究的泰斗，是臺灣學界的國寶。重視傳統分類學為基礎科研的他也曾在80年代就大膽嘗試利用DNA序列分析魚種的親緣關係，開創建立魚類DNA序列之先，馳名中外魚類學界。1983-1988年率領臺灣魚類研究菁英執行台灣魚類調查計畫，後在1993年出版《台灣魚類誌》，可謂集臺灣所有魚類學者之大成，共記錄有臺灣魚類2,082種。除了沙丁魚，珊瑚礁魚類、比目魚也都是他的特長。[6][25][28][29]
|
國立臺灣大學動物標本館 |
| 20 |
戰後時期 |
于名振 |
1928-2011 |
山東濰縣 |
1945?-2011 |
曾投筆從戎，加入抗日青年軍，抗戰勝利後隨國民政府來到臺灣，考進台灣師範大學博物系。畢業後曾任教於省立高雄中學、省立建國中學。1959年至東海大學生物系，跟隨陳兼善教授從事魚類研究，1970年取得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生物學碩士學位後回到東海大學教書直到退休。[30]專精於金鱗魚科（Holocentridae）及隆頭魚科（Labridae）魚類。[25]1986年修訂其師鉅著《臺灣脊椎動物誌》，本身也出版過重要的分類書籍如《動物系統分類綱要》(2001年)、《國際動物命名規約（第四版）》(2002年)、《臺灣脊椎動物檢索名錄》(2009年)等。[30]
|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2004年轉自東海大學) |
| 21 |
戰後時期 |
楊鴻嘉 |
1930- |
高雄市 |
- |
1950年任職於台灣省水產試驗所高雄分所後即從事臺灣魚類研究，1953年調至基隆總所協助鄧火土所長研究魚類直至1996年退休，但仍持續進行研究，替臺灣經濟魚種、有毒魚種的基礎學問留下寶貴的資料。早年親手一筆筆嚴謹繪製的三百多張沿海常見經濟魚類，力求數據、比例正確，每張圖至少都需要花三天時間來完成，耗時費工，是水產界的重要學術資產。除了魚類，楊鴻嘉在1956年因公接觸鯨豚，從此也兼著進行臺灣鯨類調查研究，是臺灣鯨豚研究的先驅，有鯨豚爺爺之稱，1964年為臺灣記錄下第一筆中華白海豚的資料。至今楊鴻嘉為了漁業資源復育與鯨豚保育仍不遺餘力的發聲與付出。[31][32][33]
|
水產試驗所 |
